回顾纳粹政权的前五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对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什么西方列强这么长时间以来让希特勒为所欲为?”“年4月5日,他告诉德国媒体的代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让敌人模糊关于德国的真正目的,就像年之前我们的宣誓守法只是一个把戏。我们想要合法地掌权,但我们不想合法地使用权力……他们本可以镇压我们。他们可以在年逮捕我们中的几个人,那就是结局。不,他们让我们通过危险区。
外交政策也是如此……年,一位法国总理应该说(如果我是法国总理的话,我也会这么说):“新德意志帝国总理就是写《我的奋斗》的人,他写了这个又写了那个。”这个人在我们附近是不能容忍的。要么他消失,要么我们前进!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管我们,让我们穿过危险地带,我们得以绕过所有危险的暗礁。当我们完成任务,装备精良,比他们强时,他们就发动了战争。
在头几年里,希特勒对外交政策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一边谈论自由和国际和平,一边秘密地准备重整军备和发动战争。希特勒的骗术如此高明,以至于德国内外的许多人都被他的真实意图愚弄了。
新的德国政府试图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罗斯福起初也采取了观望的态度。1月30日,希特勒掌权当天,《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报道说,“据报道,希特勒先生的心态比较温顺。就在一天之后,《纽约时报》的同一位记者发表评论说,“希特勒把成为独裁者的目标放在一边”,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德国的保守派圈子里也很流行。罗斯福保留了自己的判断,无疑是希望政治经验能够缓和这位德国领导人的态度。他选择威廉·e·多德,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获得年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年驻德国大使可能是总统的渴望驱使使用自由教授作为管道的温和,传统元素在德国社会和公共生活。多德是一位杰出的历史教授,也是一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一个杰斐逊主义者和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者,他与罗斯福一样,对人类本性的基本准则抱有信念,对民主自由有着普遍的渴望。他对德国的看法是他那一代美国人普遍持有的战前德国的幻想和浪漫形象。多德对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经历的一切深表同情,并对国家因凡尔赛条约、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混乱而蒙受的耻辱表示遗憾。当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已成年的孩子动身前往德国时,他满怀希望地认为,自己能够在支持温和势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错误地认为,德国人“天生比欧洲其他任何伟大的民族都更民主”。有了这样的眼罩,多德震惊了,他很快就发现新的纳粹政府是多么残忍。多德没有发挥他作为一个客观外交家的作用,而是让自己如此情绪化地参与到他所看到的事情中去,这损害了他的外交效力。他对希特勒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
希特勒也回敬了他一句,说多德是个老笨蛋,他从来就不懂他的德语。多德长得很漂亮的女儿玛莎与各种纳粹分子关系密切,她的父亲担心她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外交丑闻。多德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但方式并非他所想的那样。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捷克人,成为苏联特工,二战后选择生活在铁幕后。希特勒指责外交部的人错过了一个通过他“容易接近的女儿”到达多德的机会。
多德任职四年半(-38),近距离目睹了纳粹政权的暴行,并把他所看到的一些相当生动的描述寄给了华盛顿。他与罗斯福的通信尤其引人入胜,因为它揭示了这两个人,尽管被他们对德国的自由主义误解所蒙蔽,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希特勒对欧洲以及对美国的潜在威胁。罗斯福要求多德作为大使完成三个目标:迫使德国人偿还所有美国私人贷款;帮助缓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多德在这三方面都失败了,但这很难说是他的错。没有一个美国外交官能使希特勒偏离他一心一意的目标——扩大德国的权力。与此同时,多德在柏林肯定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讨厌外交上的细微差别和奢华的聚会,很难与华盛顿的官僚机构保持一致,而且对他本应与之相处的人深为厌恶。出于这个原因,富兰克林·福特对多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多德“作为大使的效率低下,与其说是因为他未能通过榜样和劝说实现改变第三帝国的目标,不如说是因为这是他自己设定的目标。”
多德成为完全意识到他的失败后,他变得沮丧和心理上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在纳粹的各式各样的严重危机使欧洲罗姆清洗,德国重整军备,吞并奥地利,捷克危机,和水晶夜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即使不融洽,至少在外交上是正确的。
美国国务院不愿与德国新政府开战,并希望希特勒不会持续太久,或缓和他的侵略政策。反过来,德国外交部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与美国产生任何敌意。年4月,罗斯福担心德国的贷款偿还,甚至邀请希特勒到华盛顿;元首派去的是德意志银行的行长赫加尔马·沙克特(HjalmarSchacht)。年,人们常常将新政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相提并论。罗斯福驻波兰大使约翰卡德希(JohnCudahy)在华沙就任前曾在柏林停留,并向总统汇报纳粹是无害的。他的感觉是,新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爱国热情和团结”。至于“褐衫军”(SA),他们只是代表了“一个喜欢炫耀和排场的国家的特殊社会需要的一个出口”。他似乎相信褐衫军是一种兄弟会,就像美国的麋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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