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讲话的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感召力
——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谈
编者按：年5月2日至23日，“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经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和凯丰在延安召集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几十位文艺工作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言，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两次发表讲话，后来综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5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进而深刻阐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从而“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
近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现代哲学》杂志社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些学术团体、机构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理论中国”网特约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几位学界人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笔谈。
理论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文化的军队”?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平等国统区、沦陷区的许多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同时，这些文化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没有找到门路，再加上这些人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出现了不团结甚至宗派主义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感觉有必要彻底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才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当然，毛泽东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是十分慎重的，会前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都交换过意见，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也能看出来，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为什么强调“文化的军队”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需要各种战线的配合，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实际上是在国难当头时刻，对文艺战线的一种召唤，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为文艺而文艺”的貌似超然主张的一种鲜明拒绝。
理论中国：《讲话》在当时发挥了什么作用?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新道路。《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
《讲话》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诸多基本问题。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外国与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文艺创作与形象思维问题等。显然，《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讲话》的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它不仅在革命根据地创造出一个岁月清朗的崭新文学艺术的世界，也引领着国统区“人民文艺”运动的高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据报道，最早翻译出版的《讲话》外文版是年的朝鲜文版;年日本也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名，发行日文版，并从年到年再版6次。从—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瑞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越南、蒙古、巴西、古巴等30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这个《讲话》。《讲话》毫无疑问是一个响亮的中国声音。
理论中国：《讲话》历久弥新，在于它解决了文艺界乃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文艺工作，但又是超越文艺领域涵盖各方面的，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它不仅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而且也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问题。因此这篇《讲话》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讲话》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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