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壁画是莫高窟的名片以至敦煌艺术的菁华所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重点围绕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以及壁画临摹、文献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开展了相应工作；囿于当时的主客观环境，暂时无法开展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科技保护与修复。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工作得到高度重视，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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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华，其中亦包括文物保护领域。年可谓中捷文物保护交流年，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壁画科技保护修复方面开展了积极互动，敦煌莫高窟也迎来了“洋专家”。他们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文物保护工作者一道为亟待修复的千年壁画会诊把脉、开方治疗。年8月至9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民族学博物馆专家瓦茨拉夫·肖尔茨博士应邀来华访问，其间专程赴敦煌考察了莫高窟；与此同时，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资深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JosepnGerald）来华考察和讲学。据王进玉著《敦煌壁画修复六十年》一文回忆，年8月，格拉尔应敦煌文物研究所邀请，在莫高窟先后作了六次壁画修复专题报告，介绍了国外壁画修复的方法和材料；同时开展现场教学，在莫高窟第窟进行了壁画修复试验，使用医用注射器将粘合剂水溶液注入起甲壁画裂隙，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敦煌壁画科技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示范。
捷克斯洛伐克观众参观敦煌艺术展（年）引自《甘肃文物事业六十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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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云鹤著《莫高窟壁画修复初探》一文回忆，格拉尔在莫高窟示范的给病害壁画“打针”的疗法，虽然令人大开眼界，但此次壁画修复试验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三年后，第窟试验壁画不仅重新起甲，而且注入粘合剂的壁画也开始变色发暗。此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借鉴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摸索和改进适合于敦煌壁画保护、修复的科学方法。一是研制出符合无毒、无臭、无色透明、有较好粘结强度且稳定性好、材料老化后对壁画无害等要求的国产粘合剂。二是粘合剂注射工具开始时借鉴捷克斯洛伐克经验使用普通医用注射器，后来为适应修复窟顶壁画改进为压力更大的橡皮球注射器，最后自行研制了工作效率高，修复效果好的气压注射器。三是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对于已经注射过粘合剂的壁画，采用纱布包裹棉球压平壁画的方法，壁画上留有许多布纹；敦煌文物研究所则改用质地细而白的绸缎包脱脂棉绑扎而成的棉球，避免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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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修复专家赴敦煌莫高窟“出诊”的同时，中国文物保护专家亦赴对方国家开展交流。据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潘絜兹在《波捷记行》一文中回忆，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年1至2月，他作为“中国敦煌艺术展”代表团成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其间，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在布拉格米古拉斯教堂壁画修复现场为其演示了壁画修复过程及相关技术。年9月至12月，中国文物保护专家武伯纶、罗哲文赴捷克斯洛伐克学习考察，据其所著《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一文回忆，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修复工作历史悠久、科技水平很高，文物修复有着规范的管理和严格的工艺流程。修复前要做作科学报告，经过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武伯纶、罗哲文对于该国壁画修复工作尤其印象深刻，指出壁画修复前要做认真的测量和研究，用红外线扫描壁画，分析图像后确定修复方法，决不改变文物原状。
潘絜兹与武伯纶、罗哲文参观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文物科技保护的样板工程——布拉格米古拉斯教堂壁画修复现场，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科技人员选择和研究壁画修复材料有着生动描述：“在一处墙壁上涂上一层包泥，然后用紫外光灯照射。据说已照了两周，相当于两百年太阳光照射的紫外线量。经过这样地照射之后，即可肯定这种颜料在太阳光下可以保持多久不变，以便用来修复壁画。他们还对各种修复材料和药品的耐久力进行实验。在这样的研究之下，每完成一项修复工作，就出现很多新的修复方法。”
通过上述历史细节，我们既可以对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领先水平的壁画修复理念与技术有一种现场即视感，同时亦可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洋技术”为何在莫高窟壁画修复中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毕竟地处沙漠之中的石窟寺壁画和地处东欧平原的教堂、城堡内部的壁画，其质地和保存环境各不相同，修复方案和具体工艺自然也不能完全照搬。但壁画修复的基本原理、修复工具等仍然是相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传经送宝，客观上为敦煌文物保护打开了科技之门，在陇原大地谱写了特殊的国际主义友谊篇章，印证了文化遗产保护无国界这一历久弥新的价值观。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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