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布拉格之春”不但恶化了西德同苏东阵营的关系，也使西德不得不调整东方政策。在利用新解密的西德外交文件及相关苏东各国材料的基础上，探究西德对“布拉格之春”政策的缘起、发展及对捷克斯洛伐克事态与东西方冷战的影响。
年“布拉格之春”过程中及其被武力扼杀之后，联邦德国（西德）被苏东阵营视作是布拉格之春幕后的推手和扶持其西方势力的核心角色。而从目前已解密的西德及东欧的档案材料来看，西德政府曾多次下令对捷保持谨慎，坐等事态发展。但其国内各种势力却罔顾政府指示，私下同捷政府及社会团体接触；再加上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层对发展同西德的关系抱有期望，鼓励这些公开和秘密的接触渠道，从而给予了苏东阵营指责西德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口实。
年那场短暂的“布拉格之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我改革的尝试，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重要地位。而在西德的对外关系史上，“布拉格之春”也非常重要，它为西德在勃兰特政府时期实施新东方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际经验。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宣传中，西德往往被视为“布拉格之春”的幕后推手，企图以此渗透和干预捷内政。10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强调，“联邦德国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培植西方势力的核心角色”，“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完全证明，我们对波恩的“新东方政策”持不信任态度是正确的。”
民主德国（简称东德）统社党甚至认为，捷共领导的言行“满足了基辛格政府的意愿，捷共在跟随斯普林格集团的指挥棒前进。”西方学界的以往研究主要围绕西德外交政策本身进行考察，却缺乏联系西德国内情况并利用相关苏东国家档案材料的研究，因此难以解释为何苏东国家对西德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有如此大的反感。在利用新解密的西德外交文件及相关苏东各国材料的基础上，探究西德对“布拉格之春”政策的缘起、发展及对捷克斯洛伐克事态与东西方冷战的影响，并分析西德被苏东阵营视作幕后推手的原因。
年初以来，西德政府对其东方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所谓“出生缺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已与民主德国有外交关系的东欧国家正式建交，同时并未承认欧洲现状和东德的存在。正如基辛格在其任总理后第一份政府声明中指出的：“增进联邦德国与德国另一部分的交往，并不意味着承认第二个德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华约“北层”国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
在苏联的准许下，三国已经在年2月的华沙会议和4月的卡尔斯巴德会议上为东西方缓和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并推出了所谓“乌布利希主义”和“哥穆尔卡主义”，把承认东德和中东欧现有边境以及宣布慕尼黑协定无效作为东西方缓和及苏东阵营国家同西德发展关系的前提。在大联盟政府的东方政策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同西德没有建立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正式政府关系的东欧阵营国家。经过艰苦谈判，年8月西德终于在布拉格建立了具有领事权限的商业代表处。与此同时捷方也在法兰克福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诺沃提尼政府尽管同西德发展了商业关系，但在如建交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并不敢有太多动作。年1月3日至5日的捷共中央全会后，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展开一系列改革。对此，西德政府认为，这一重大变化从长远来看会给西德及其东方政策带来很大的益处。3月15日，西德总理基辛格在会见罗马尼亚大使时指出，西德对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们想和捷克斯洛伐克搞好关系，而目前为止遇到的问题都不构成阻碍”。
他认为，如果有一两个东欧国家不跟在苏联后面指责西德，就是西德的成功。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的）改革持续下去，苏联将会陷入孤立，并最终改变其政策。驻南斯拉夫大使勒克4月9日致信外交部，指出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了西德增强自身影响及实现其政策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将西德视作伙伴的原因是西德的注意力正越来越投向远离巴尔干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但对于短期内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及捷共的德国政策，西德感到并不乐观。
1月24日，驻联合国大使冯·布劳恩在与捷外交官员谈话后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领导人调整仍未结束；在今后两年内，西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将可能出现反复，并仍然会伴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反（西）德宣传。同时，诺沃提尼的下台很可能会恶化西德和苏联的关系，并激怒乌布利希。3月13日，西德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尽管经过1月份的人员更替，但捷共新领导层仍然希望继续忠于华约，而杜布切克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非常谨慎的。西德政府还不时传出对捷继续强硬的声音。2月1日，基辛格表示，西德绝不会承认中欧边界现状，西德需要为打破现状而斗争；在和捷方的谈判中，西德也不会将慕尼黑协定无效视作谈判的前提。
除此之外，在慕尼黑协定及相关的边界、领土和建交等问题上，西德国内存在着巨大争论，并且波及到了大联合政府内部。外交部长勃兰特以及其所代表的社民党更倾向于调整东方政策，而基辛格的基民盟却相对保守。社民党在3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曾提出要“承认和尊重奥德－尼斯以及欧洲现有的边界，并最终签署和平条约。”而之后的内阁会议上，基辛格却指责社民党的言论，并因此与勃兰特发生了争吵。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强调改革东方政策的社民党，在相关表述上也非常含糊。
它一方面强调“年（慕尼黑协定之前）的边界终究会重现”，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其并不想损害德国人民（在慕尼黑协定上获得的）的“合法权利”。对于捷共新领导层来说，尽管与西德发展关系困难重重，但在年西欧左翼风暴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捷共对发展作为西德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的关系显得较为积极，并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会在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正如3月19日，捷共中央党报《红色权利报》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发展会使西德社民党领导层中右翼感到害怕，并会使其集体向左转”。
3月23日，在东德德累斯顿举行的华约国家领导人会议中，杜布切克也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有利于西欧共产党的发展，并使它成为西方世界眼里的“社会主义橱窗”。在3月底4月初的捷共中央全会召开前后，捷共在一些场合表达了对同西德政府尤其是社民党搞好关系的愿望。会后，捷克斯洛伐克选出了新的党和政府领导层，并颁布了著名的《行动纲领》（简称《纲领》）。尽管一如既往地强调要“站在民主进步社会主义的一方同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作斗争”。
但《纲领》也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将会执行一个“更积极的欧洲政策”，“推进和所有国家及国际组织建立互利的关系”。《纲领》所强调的另一点就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并加强国内外企业与市场的联系。捷共认为，东方政策失败可能会给西德国内的极右派提供借口，为此，捷共需要“支持联邦德国的现实力量”。随后，由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组成了新领导层的“三驾马车”，正式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大幕。
《纲领》颁布后，捷共加大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努力。而这主要体现在向西德寻求经济援助上。改革派经济学家希克曾指出捷克斯洛伐克迫切需要5亿美元作为经济建设经费，如果不能从莫斯科获得这笔援助，则唯有向西方寻找帮助。4月16日，捷驻维也纳大使向西德大使表示，由于与莫斯科的关系过于紧密，捷新政府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现在迫切需要西方的援助，“一种迅速、有条不紊的援助方式也许是可行的”。
结语
捷共认为，东方政策失败可能会给西德国内的极右派提供借口，为此，捷共需要“支持联邦德国的现实力量”。而西德大使却认为，西方在此问题上必须非常慎重才行。除了向西德寻求经济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媒体还大幅减少了对西德的批判宣传。新任外长哈耶克的讲话，也使外界怀疑捷新政府是否仍然将承认东德作为其与西德谈判的前提条件。甚至在遭到东德政府指责后，捷共还与东德发生了争吵，认为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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