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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波兰走廊是个迷宫。它反映了迟暮之年的勃列日涅夫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也折射出苏联体制的弊病。
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年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年发生了波兰事件，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但是与两次相比，勃列日涅夫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勇气——莫斯科不是把坦克开进华沙，而是向它运去供应物资。
苏联对波兰事件有不同的反应，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政治。克里姆林宫告诉波兰政府，它将提供食品，帮助消除波兰工人的骚乱，但它没有对它自己的人民这么讲。苏联人甚至比波兰人还缺粮食和肉类。在经历了一个低温多雨的夏天后，年又将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年景，甚至土豆也将缺乏。在波兰，正是这类东西的缺乏引起了罢工和政治危机。
莫斯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经济政治双重危机的
“波兰病”传染到东欧其他国家，甚至是苏联国内。苏联人对波兰人并没有好印象。莫斯科的人们总是排队买肉，当轮到队伍的后头肉卖完了的时候，通常的反应是发发牢骚，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快快而去。但是一旦波兰人开始闹事的时候，就会有来自苏联的粮食被运送过去以安抚民心。这种待遇是苏联人自己享受不到的。所以苏联人常常抱怨说：“波兰人的生活始终比我们过得好，我们作出了牺牲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
为了防范波兰事件传染到东欧其他国家，莫斯科只好采取不刺激事态扩大的妥协政策。然而，尽管勃列日涅夫暂时采取了和解姿态，但是政治局却仍然感到苦恼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心情——既担心波兰人得陇望蜀，又担心西方人兴风作浪。
年9月20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评论文章就是这种心理的集中反映。这篇代表了政治局意志的权威性文章，表现出了强硬派的观点，文章警告西方“宣传中心”不得企图将波兰的真实情况传播给东欧的其他国家。同时警告美国和西德的工会、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向波兰罢工工人单独提供财政援助，真正的企图是要使波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并“重绘战后欧洲的地图”——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年苏联进兵捷克斯洛伐克所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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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波兰事件实际上把苏联置于战略两难的境地。
如果对波兰采取妥协放任的态度，那么在西方的鼓动之下，像瓦文萨这样的反对派人士必然会提出更多的政治要求。与年的匈牙利、年的捷克相反，波兰在、、年和的连续危机中，工人步步胜利，没有被挫败，这是本质的区别，对克里姆林宫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在波兰，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官僚力量之间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后者。只要官僚制度不乞求苏联援助和军事干涉——唯一能击败反对派力量，这种状况将发展下去。
如果对波兰采取强硬干涉的态度，那么在西方的威胁下，苏联与西方的缓和关系就会被冻结，而这是此时的苏联不想看到的最坏结果。美国总统卡特为了提高自己在选民中的威望，解除里根的民族十字军，提出了最边缘的战争计划和措施。他宣布，美国国家的战略基于使用新的“进攻性”原子武器，首先的突然袭击目标是摧毁对方这类武器的绝大部分。这种战略的结果就是“进攻性”的原子武器遍布世界各地。这种与“缓和”精神背道而驰的政策，将使“冷战”气候永久化。
波兰、阿富汗、扩军和美国的新战略，互相关联地给苏联造成了困境。波兰，必将成为苏联内部的“阿富汗”。如果勃列日涅夫仍然像对付阿富汗那样来解决波兰事件，那么就会使波兰像阿富汗那样失去控制，并把苏联拖进又一个无法预测的战争泥潭。苏联在阿富汗的战略已经表明，在这个国家用暴力的手段来实现苏联的战略利益是行不通的。在美国的支持下，阿富汗游击队的装备和策略正趋于完善。要想镇压阿富汗全国性的反抗，苏联至少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和三倍于现在的军队，采用适应于这个国家地理和人情特点的武器和战略。
而波兰的情况远比远离欧洲中心的阿富汗更要复杂和敏感。一旦勃列日涅夫采取年的政策武力干涉波兰，那么实际上就是把苏联的命运放在战争的赌博轮盘之上——要么西方只是像年那样在媒体上嚷嚷而已，要么西方就会直接诉诸于武力对抗。从现实情况来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勃列日涅夫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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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波兰危机实际上预示着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政治破产的开始。
波兰的罢工危机证明，东欧各国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遭到劳动者、尤其工人们的反抗。
波兰发生的正是年匈牙利、年捷克发生过的事件。但是与这两次不同的是，波兰的特点是工人在政治上成熟了。他们要逐步改变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又尽一切努力防止苏联公开干涉。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自由选举的要求仅限于排除国家官僚主义的工会部门。
但是在团结工会成立后，在波兰党和政府内部的改革派的默许下，这种行动将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上自由选举，即要求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从自由工会到自由党派，意味着基于对党和国家进行垄断的“社会主义”的死亡。一旦有利于整个东欧各国全面胜利的国际条件形成后，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苏联的倒台。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解决波兰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苏联和东欧的整体改革。因为苏联的经济也存在许多与导致波兰盖莱克下台的同样的弊病。比如，工人生产率低，产品质量不好，能源费用不断增加，整个农业一团糟，也是这里的长期弊病。因此，在苏联温和派当中对波兰的解决办法很感兴趣。
《真理报》就详细地报道了波兰领导人承认过去的失败，波兰出现了新工会，更是告诫党的官员不要对集体的意见置若罔闻，不要害怕公开讨论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苏联改革派认为盖莱克领导集团的失败之处。就像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恐怕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它表明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里，有可能作出一些妥协并使社会主义制度运转。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有条不紊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它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以确保我们本国的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但是，在苏联党内也存在强硬的保守派，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下的一些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老战友，他们使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改革运动无法开展。
苏联高层内部的温和派和强硬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博弈结果，将在年召开的第二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体现。如果温和派的改革主张能够得到代表们的赞同，那么苏联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续命的机会；如果强硬派的保守主张占据了上风，那么苏联实际上失去了一个自我救赎的战略窗口期。
历史的结果表明，苏联丧失了反思波兰危机的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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