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王丽梅
我们有句老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前些日子我有篇文章里用了马克思评论俄罗斯的话：
“一个呆板停滞的鞑靼。”
实际上，在我的记忆中，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罗斯的论断很多。有意思的是，百度上居然一句都查不到。难道他们的论点都过时了？其实在西方学术界，一些严肃的学者对马克思的评价还算是中肯的。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
“马克思无论在其经济理论中还是在其历史理论中，都没有简单地将最终结果当作是个人意志甚至精英意志的贯彻。……卡尔·马克思当然是左派的，但马克思与其他左派人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研究过经济，并且其研究的深入程度堪比其同时代任何从事经济研究的有识之士。”
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人，从来没到过中国，对我们这个东方国度，论述之精辟，作家里头不作第二人想。
这个人就是卡夫卡。
还有一个剧作家，布莱希特，也跟卡夫卡一样，都研究过《道德经》。
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都被浓缩成了一个“道”（Tao）。
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的时候这样说：
“在卡夫卡的众多古典先人中，有犹太人，也有中国人”。
卡夫卡论述中国，集中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一篇里。话题是在说长城，但方方面面都论及到了。
比如：教育。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连站都还站不稳，我们是如何不得不立在老师的小花园里用小石子堆砌一种墙，而老师又是怎样提起长袍，跑着冲向那墙，当然把那墙全撞翻了，尔后他又是怎样为了我们的墙修得不好而狠狠地责备我们”。
比如：躺平。
“从前许多人达到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教育后，多少年学无所用，脑子里幻想着最宏伟的筑城计划，却无所事事，四处闲逛，大批人就此潦倒一生。”
比如：阴谋论。
“皇妃们倚靠在丝枕上，在狡诈侍从的诱惑下忘掉了贵族的礼仪，她们统治欲膨胀，贪婪粗暴，荒淫无度，她们无休止地一再干着坏事。时间过去得越久，她们的种种恶行在人们的眼里就越显得可怕。终于有一天，当村民们听到一个皇后是如何在几千年以前大口地吮吸她丈夫的血时，才不由得大放悲声。”
比如：不服不行。
“我们——我在这里大概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恐怕会不大好听，就不多说了。
我有时候想，我们的作家连篇累牍，都不及卡夫卡的一个小短篇。
这种不同来自哪里？
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同时至少根植于四个民族的泉源里：文化和语言上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德意志文化；捷克文化四处包围着他们；犹太文化在影响着他们，因为它构成了这个城市文化历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再就是具有决定性的奥地利文化。
作为一个在布拉格生活、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所受的文化滋养是很丰润的。同时，他还在研习中国文化。他的哲学书目里还有克尔凯郭尔和尼采。
另外还有他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卡夫卡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一九○八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这项工作持续到他肺结核晚期去国外疗养。
卡夫卡的自身经历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蛛丝马迹，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现代官僚世界的影子。他在回复出版商对小说《在流放地》的评注时指出：
不是这篇小说“令人难堪，而更多是我们共同的以及我们特有的时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样令人难堪”。
卡夫卡一度成了余华等作家起步时期的偶像，但现在卡夫卡已经被他们扔得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学不会。
他们在一种单一文化中学习，没有了比较，就没有了反思。
没有反思的文学终究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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