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瑞典大体是毫发无损地熬了过来，而且相比战前享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由于此时它的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已牢固确立，所以福利制度带来的收益能够广泛扩展到整个社会。
来到瑞典的移民主要是避难者，他们逃过宗教的或政治的迫害，不管是来自德国和苏联还是来自战后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尤其是来自波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后来，他们为实际推进福利国家制度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瑞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成一个福利国家的。但在战争刚结束的岁月，对他们的安置或迁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决定他们能或不能长久地留在瑞典成为一个尤其棘手的问题，而这经常会对这些难民产生生死攸关的影响。
有超过3万名难民来自波罗的海国家，那里当时被苏联占领，他们被允许留在了瑞典。另一方面，名德军士兵，再加上名与德军一起战斗但后来逃到瑞典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人被向东驱逐出境，一些人被关进苏联战俘营，一些人死亡。在对这些人的处理上，瑞典害怕激怒苏联。因为，如果允许以前敌对国家的战斗人员长久避难的话，将被证明是一种难以克服的灾难。因此，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最终被送到苏联劳动营，并在那里结束生命。
在国际领域，战后最初的岁月是一个高度动荡的时期，因为以前的盟国方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另一方是苏联——处于愈益严重的对峙状态。古斯塔夫·阿道夫是西博滕的公爵，他是现任国王的孙子和未来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的父亲，当他于年在丹麦的一次空难中遇难时，很难在政治上对谁做出谴责。年福克·贝纳多特伯爵担任联合国驻耶路撒冷的代表，目的是调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这颇具讽刺意味，让人想起他宣称的反犹太主义情感。他被犹太人刺杀，他们认为他进行了有害的干预，不利于他们建立新以色列国家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皮尔·阿宾·汉森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战争结束后终止，此后不久他突然死亡。前任教育部长塔格·埃兰德于年被选为首相。他连续三届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年。这样，他不仅成为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而且成为那个时期所有西欧国家中任职最长的首相。因此，他成为瑞典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象征。他倡导建立一种“强社会”，即一个具有能提供社会服务的巨大基础设施的社会。他以一种持久而有力的方式为瑞典社会打上了他个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烙印，使得瑞典变成为福利国家模式的原型。审查制度于年被取消，没收财产和财富仍然被禁止。与此同时，他和他的政府拒斥了任何极权主义或强加给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就像在瑞典的许多邻国发生的那样，后者当时被苏联的军队占领。
期间，芬兰被转让给俄国沙皇。瑞典边界的稳定性是这一事实的副产品，即该国自那时以来一直到今天都成功地保持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中立。
有鉴于西方盟国与苏联阵营之间愈益严重的对峙，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苏联对几乎整个西欧强加了它的“铁幕”，瑞典于年2月再次强调它在战后的新欧洲继续保持正式的政治和军事中立。这项政策得到瑞典外长奥斯滕·安顿的支持，他于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外长，前一次担任外长职务是在一代人之前，即-年。作为一位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年，但由于他对苏联所持的某种程度的同情立场，他也遭到了许多来自政治右翼人士的尖锐批评。据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瑞典与美国和北约达成许多非官方的和解，以确保在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瑞典的防御安全。
这种新的立场绝没有阻止政府去倡议组建一个新的北欧防御联盟，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阵营，像过去经常存在的那种泛斯堪的纳维亚观念一样。不过，这种联盟始终没有变为现实：丹麦和挪威都加入了北约，而芬兰在与苏联友好合作的前提下保持一种政治不结盟立场，该立场即为人所熟知的“芬兰化”。芬兰还同以前的敌国苏联签署了互助和友好协定。因此，一个目标更为节制和非军事化的北欧委员会于年建立，其目标也更为有限，主要是鼓励北欧各国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芬兰在9年后加入到其中。
年，两个主要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再次联合组建新一届政府，正像它们在战前时代所做的那样。它们继续贯彻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反对派，右翼党的 雅尔·加尔马森和人民党的 贝蒂·俄林试图阻止国家更多地干预私人部门，但越来越不成功。许多政治右派和那些支持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的人都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即瑞典愈来愈变为一个标准的“保姆国家”。其中社会较弱的成员都能获得充足的物质支持，但同时，那种培植创新性、个性、企业家精神和健康劳动的国家统治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
伴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在战后岁月的愈益强大，瑞典对这个东方统治权力的恐惧迅速升高，尤其是在弗里蒂奥夫·恩鲍姆和他的6位同事在年到年间涉嫌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被揭露后就更是如此。年，俄军击落两架瑞典在国际水域执行侦察任务的非武装飞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但瑞典的中立立场仍然未受到争议。
确实，在广泛的国际层面上，瑞典由于坚持它的中立立场而赢得了特别受尊重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欧洲事务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成就不是通过强权政治而是通过许多瑞典人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的，尤其是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人道主义行为。哈马舍尔德于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他是在严重危机时期临危受命的。这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 的爆发以及以后令各方不满意的停火造成的，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去世。
瑞典在年已经加入联合国，它采取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即在两大政治阵营间充当调节者。当哈马舍尔德担任他的职务后，他能够利用瑞典不偏不倚的声望在他参与的谈判中发挥一种关键的作用。其中最棘手的是他试图调停由比属刚果统治的瓦解引发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在这一时期，其他的欧洲殖民强国也在放弃它们的许多殖民地，不管这是自愿的还是通过武力被迫的。哈马舍尔德在非洲一次空难中突然罹难有助于促进事件的解决。而这次空难可能是南非特工根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制造的。哈马舍尔德的著作《路标》在他去世后的年出版，在书中他灌输了一些神秘的宗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源自于德国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梅斯特·埃克哈特和较早时代的其他一些宗教人物。这有助于增强他在公众意识中的神圣化程度。在他去世前不久的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民主党和一些更激进的政治左翼政党在力量和受欢迎程度上都有巨大增长，这是由福利制度在全社会扩展带来的收益所致，大部分社会成员仍对大萧条时代的苦难日子记忆犹新。接着，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突然发生，减弱了更激进左翼力量的高涨热情。虽然如此，左翼政党仍然继续执政。左翼政治家奥洛夫·帕尔梅背叛了他出身的上层阶级，追求一种激进的、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政治纲领，于年出任社会民主党 ，并由此成为首相。瑞典民众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左翼倾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瑞典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持立场越来越激烈的反对者，由此招致了华盛顿的非难；但同时它却对苏联共产党在其东部和南部卫星国进行的恐怖镇压行径熟视无睹。据说瑞典与苏联和北越有着合作，但证据并非确凿无误。那时一位瑞典记者的报道揭示，瑞典正在进行大范围的反苏联间谍活动。虽然如此，民众的左倾却在年得到进一步推进。那一年，瑞典国会变为一院制，共名议员；出于投票的技术原因，2年后，该数字降为名。伴随着右翼势力的边缘化，中央党（由旧的农民党转化而来）到年成为了主要的反对党。
尽管一直保持政治中立，但瑞典绝没有幸免于恐怖主义兴起的侵扰，后者到此时已开始使许多欧洲国家痛苦不堪，因为它们经常受到这种激进力量的袭击。恐怖主义对瑞典的破坏也变得非常明显，年4月24日，以德国为基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占领了联邦德国驻瑞典的大使馆，3人被枪杀。苏联所造成的现实威胁也被瑞典人民所认清，年一艘苏联潜艇U号偶然在卡尔斯克鲁纳群岛搁浅，而那是瑞典一个封闭的海军基地。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独大的缺陷与优势开始引起瑞典选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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